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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国际劳工大会将在日内瓦召开,因为这次会议的一大议题是青年失业危机,在此之前一周,一些与会者在日内瓦召集了青年就业论坛专门讨论这场危机。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的意见,青年失业率高的企业是因为政策忽视青年,而忽视的是政策制定过程缺乏青年的参与。

“周飙:欧洲青年失业率高企乃政策恶果”

这样观察政策与其社会效果的关系的方法很幼稚,似乎只要政府中增加几名女议员女部长,女性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 事实上,青年就业问题从未被忽视,在问题最严重的几个欧洲国家,多年来一直是选举和政策辩论的重要话题,也出台了大量比较性的法规,但这些法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周飙:欧洲青年失业率高企乃政策恶果”

只要要处理问题的政策路线走上目前主导欧洲政治的福利主义轨道,可以预见未来青年失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事实上,这次危机是由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就业促进这三种福利政策的交配而滋生的罪恶

果:社会福利首先降低就业需要,最低工资法接着将低生产率劳动者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最后职业保障法的严格规定是公司不敢雇人,反而用机器代替,或者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

这些政策提高了整体失业率水平,而且由于其结构性特点,失业的结果大部分落在青年头上,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平时是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萧条期更高,在衰退加剧失业时,青年失业率经常上升两倍,远远高于整体的上升速度

“周飙:欧洲青年失业率高企乃政策恶果”

很容易找到理由。 首先,最低工资法剥夺的是低生产率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但青年人由于职业经验不足,劳动生产率往往不如中年人,由于跳槽、婚假、产假给雇主带来的负担也很高,所以雇主根据最低工资法放弃部分雇佣时,年轻人优先

“周飙:欧洲青年失业率高企乃政策恶果”

其次,劳动法严重限制了雇主解雇员工的能力,提高了解雇的价格,因此在公司需要裁员的情况下,优先考虑辞职等自然减员方法,对雇佣新人极为慎重,排在年龄队伍后面的青年自然就被挡在了就业市场之外。

这些政策的效果在西班牙最为明显,福利和劳动政策的结果是,该国失业率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20%,政府认识到严格的劳动法规使公司不能轻易雇佣员工,但他们没有纠正以前的错误,而是在签订长期雇佣协议之前3年

该法最初很有效,几年内失业率似乎下降了4、5%,但很快发现,新员工是临时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一般会让临时工替换长时间的员工,试用期满后会更换。 到本世纪初,临时工占西班牙劳动市场的1/3,试用期满后获得长时间合同的比例只有6%,20岁以下工人的80%是临时工,30岁员工的临时工比例也达到1/3。

“周飙:欧洲青年失业率高企乃政策恶果”

青年时期是个人为自己寻找竞争舞台和社会位置,塑造自我人格的时期,将青年排斥在职业市场之外,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快速发展机会,还人为制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讽刺的是,这些结果竟然是以公共福利和社会稳定为宗旨的法规和政策一手制造出来的,更讽刺的是,后发国家把它们当做先进经验来学习。

标题:“周飙:欧洲青年失业率高企乃政策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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