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称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 我立马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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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年来，8项规定、6项禁令、反腐风暴、福利改革……引发了公务员新的焦虑症，更多的官员冲出体制，酝酿了第三波官员的退潮。 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公务员热潮”的退潮证明了市场在起着决策作用。

这是好的时候和坏的时候，在公务员普遍焦虑的基础上，这个群体也更加走向规范和职业，挤出有特殊期望的人，最终推进改革。

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的潮汐。 “国考”也随之冷却，去年公务员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减少了36万人。

高压下，基层公务员的神经长时间紧张，这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

“如果领导发生事故，整个系统将被打乱。 首先，工资待遇肯定会进一步削减。” 王斌说。

“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苏贪使公务员的职业恢复正常，推出有特殊期待的人，推进改革。 ”。

在体制内浸淫了20多年，习惯了巨浪的于波，从未想过像今天这样离开这个人制。 《八项规定》剥夺了节日购物卡，曾经引以为荣的社会地位和面子也受到了挑战。

作为中部市工商局副局长，于波以前不管去哪里，别人都尊敬他三分，现在谁都可以嘲笑他:于局没事吧？ 没有进去吧？

“既没有带来的好处，也没有品牌形象。 你觉得我继续留着有什么意义吗？ ”于波说，如果公务员养老金合并，他很快就会辞职。

他身边已经有很多人付诸行动，其中有一个稍大的领导，比如该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 在全国，公务员入海的理发案例也时有发生。 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理副主任俞胜法加入阿里巴巴。 年10月，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前往律所。 东部某市法官出走过多，政府不得不发文警戒法官辞职。 舆论预测，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今后几年将迎来第三波官员的低潮。

但是，在风声鹤唳的官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像波浪一样，继续展望，在辞与辞之间挣扎。 浙江省心理医生赵国秋发现，8项规定推行的近两年来，接诊他的公务员比过去明显增加。 赵从2007年开始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的组长。 由他主导的最新抽样调查显示，“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分数较2007年调查时更为严重”。

糖没有了

没完没了的接待，曾经折磨过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部长，一开始，禁饮大棒挥的时候，王军还断气了:从此可以解放，但层出不穷，王军不太开心。

首先每月5万元的奖金没有了，之后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 前几天，电力系统在所有处级干部的巴士上都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 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私用巴士，后台一目了然。

“这不是官员！ ’王军说，他很久没敢出去吃饭了。 如果一定要被朋友拉走的话，一定要载妻子和孩子，证明清白。 这个方法在他的官场微信朋友圈，已经形成了共识。

王军可能不知道，但其他系统官员面临的监管比他宽松。 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许多广东某市官员离任审计三五年一次的例子。 在浙江某市，行风教练每隔三五天来一次家……。

“最近我们刚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导演看到了，马上向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共部门需要注意形象。 ”。 浙江省某市官员记得，上次，一家公司违规发放袋米。 市里也必须通报。

这是不可触摸的高压线。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去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调查2.45万起违反8项规定的案件，数万名干部据此解决。

乌桕的风险在运行时从中央到末端在这一层添加代码，以免各位官员疏忽大意。 王军领导说:“你们私下谈谈注意事项，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 本来就很谦逊的官场，终于变得寒酸了。 中午在食堂吃饭，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别谈国事。 “这些框架的规定似乎对我们几乎没有影响”。

在上海某市直机关，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闻到了这种紧张的气息。 和所有人一样，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到处辞职，也上过a4纸大小的告示。 正好在过去4月，这个消息就像炸弹一样，在工作地点炸了锅。

“他已经快50岁了，还在那么重要的职位上，他离开确实是违背常识的。”陈斌说，这位部长的保密工作很棒，估计一个月前就提交了辞呈。 在他的视野里，已经离开的不仅仅是这位部长。 一个实权部门的副部长，去了一家房企做市场总监，另一个科长最近也办理了离职手续。

离家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与福利消失有关。 过去一年，陈斌的系统福利很少花工资卡上的钱。 住宿有单位宿舍，吃饭有食堂。 每月有500元的交通卡。 新年发行的购物卡5000元打底，合七七八八地共56万美元。 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但是现在不能发压岁钱。

“这个副处拿到的年薪也是10万美元，最近刚有孩子，压力很大。”陈斌说，自2006年上海社保事件以来，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基本没有调整。

在浪潮的印象中，近十年的工资不仅没有涨，就货币购买力而言反而下降了。 “我现在每月拿到的钱是2600元。 ”。 据波称，20多年前他刚进入职场时还处于中等水平，他现在的收入在当地只能算是中下等，甚至不如农民的哥哥。 “他打工一天能挣200美元。 ”

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同，有浪潮的城市属于中部不发达地区，福利不高，所以偶尔送日用品，过年或节假日别人偶尔送香烟。 “像给孩子吃糖一样的乐趣，但是现在没有这种乐趣”

“既不消极也不积极”

对于一个有上百人的大单位来说，三名官员的集中离开似乎什么也证明不了，但在陈斌的印象中，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他进入职场十年，只走过一个人的身体。

体制的巨大魔力，使公务员成为了中国流动性最小的职业群体。 硕士毕业，放弃外企高薪，陈斌当年劈头盖脸考公务员图的是其稳定和旱涝保收。 他参加国考的2003年竞争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惨烈，那一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此后的十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多次创新: 2003年为8.7万人，年已有140万人。

与陈斌这一代的80后相比，波这一代的60后似乎很幸运—； —； 虽然国家的包是分配的，但要得到体制的敲门砖并不容易。 当时班里只有两个大学生。 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他们常常被认为是最理想的一代年轻人。 之后，很多同学出海做生意，浪潮依然坚持在体制内，他想用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浑浊。

最初，体制给他带来了无限的荣耀。 5个兄弟姐妹中，于波是唯一的大学生，家人也觉得长相很长。 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现在朋友聚会，阿宝不能不提自己是公务员。

生活艰难，工作压力也比以前大。 期间，省工商局在他们下面的县抽查了一些化肥，有不合格的产品。 以前，阿宝看了报告书，一定是让县部下的工商所解决了。 但现在害怕报警，浪潮的最初反应是亲自监督，对报告中出现的同一批次的问题产品，扩大到全市进行跟踪，以确保万无一失。

“总干事害怕被处分，但只做本职工作，不主动做其他事情”于波说，他既不消极也不积极。

对电力系统的王军来说，每天也一样可以形容为“担心”，没有发生安全事故，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高压线，但他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年6月5日晚，王军所在东部某市500千伏越江电缆发生故障，几个主城区部分地区停电1小时以上，在过去极为罕见。 事后获悉，故障电缆由法国公司制造安装，但该电网副总经理被免除。

“上面很紧，但是下面很乱。 ”王军说:“这次事故具有偶然性，但也是高压下的连锁反应。”

两组调查数据的一些变化，有些证明了基层公务员的消极怠惰愈演愈烈。 2008年，重庆市发布了50%以上公务员经常倦怠的调查数据。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79.89%的基层公务员有轻度的工作倦怠现象。

在门诊，心理医生赵国秋接触的公务员在这两年也明显增加。 “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躯体化障碍是主要症状。 比如有人想辞职，有人晚上睡不着觉，有人无法冷静思考，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知道怎么度过现在和今后的时间。 ”。

赵国秋到机关讲课的次数很多，可以证明公务员的心理问题很严重。 这两年，不到100次，从内省中，从下到上。

赵国秋心理公开课的火爆可能与浙江省政府的重视有关。 从2007年开始，浙江省启动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由省委组织部、人事厅牵头，进行省本级财政支持。 赵国秋是课题负责人。 据悉，这几年推进速度加快，调查地范围扩大，考试也从小到大推进。

但是，全国很少像浙江省那样受到重视。 2008年红极一时中国第一家公务员心理健康网停止更新时，创始人是重庆退休的副厅级干部。 与这位官员相近的心理学界人士表示，后来不再做是与领导人的问候有关。 “领导认为这些关系到公务员的隐私，不方便公开。 ”。

建立“92派”？

高压之下，理发的官员下海，辞职的暗流有点在基层公务员中涌动。 最明显的实例是，豆瓣组、qq组中，公务员辞职的组很多。

今年年初，一部《上海80后公务员辞职自传》在网络上成为话题。 他在文章中可能表达了多个年轻人想逃离体制的心境:收入七年不涨，等级七年不变，能力“听后写报告”，社会关系“领导和同事”。 人生已经退休了。 那一刻，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是罗瑟……公务员就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慢慢地被煮熟，那一年直接扔热水也跑了出来。 被短暂的平静所诱惑而奋斗的勇气，最终成为了政府机关里无心者之一。

李飞是公务员之一退出qq群的管理者，他也因为无法忍受体制内的各种压迫而逃跑。 离职前，他是西部某市下属的区人事局的官员，现在是当地小农药种子企业的销售负责人。

离开后，李飞最大的感受是，比以前开心了，价值也得到了认可。 “在政府不擅长工作，但公司很务实，只有一个标准。 让我们看看你是否能给公司带来利益。 ”。 李飞说。

但是，对许多老年公务员来说，退休问题更为慎重，养老金是许多人考虑的决策因素。 在现有体制下，公务员如果要退休，就必须离开家。 “如果我去了，我就拿不到一分钱的养老金。 过去的20年浪费了。 ”于波说，“如果你补充了以前的养老金，我马上就出去。

养老金“双轨制”的问题一直被外界诟病。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4000万机构、事业单位职工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政直接支付养老金。 年，全国公司职员养老金平均为1900元，而同期机构运营商养老金是其两倍至三倍。

据《财经》杂志报道，人社保目前正在酝酿养老金的“合并方案”。 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收入主体由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养老金两部分组成。 但是在学术界，由于改革阻力过大，预计整体上不会有大的调整。

养老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一点人的离开就像水到渠成一样。 据了解，在西部某市，100多名中年官员集体入海，领取养老金。

他们的离开，来源于难得的机会。 市工作人员丁明说，年在该市新设区，但由于上头要求不增加编制，该市发布公告，连续30多年动员职工提前退休，给年轻人腾出地方，承诺待遇和养老没有变化。 丁明预料到的是，应聘相当活跃。

丁明说:“这些官员大多前途无量，50多岁，以前劈头盖脸，靠关系晋升，但现在意识到当领导连餐饮的权力都没有，觉得官场人际关系太多太杂，没意思。”

辞职对一定级别的官员来说不容易。 最常提到的例子是2000年，中国世贸组织谈判代表齐红儿辞职后想下海的故事。 最初，从组织上看，她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因此必须按规定在外经贸部其他密集岗位工作一年，过了保密期后必须辞职。 否则，通过退休解决。 但是齐宏杰真的被解雇了。 这意味着她没有机会进入公务员序列了。

上述市委办公室主任最终去了一家公司，年薪几十万美元。 在这次辞职的情况下，大多是去公司打工。 “去房地产企业、会计、律师等领域的人很多，”李飞说。

这与1992年浪潮下潮的官员略有不同，他们大多是单干的。 现在熟悉的公司家陈东升、冯仑等人都是那个时期入海的官员，俗称“92派”。 有人这样描绘了92派的典型特征。 受过良好的教育，带着理想主义的感情，于1980年代末期出了体制。

1992年的中国，到处都是机会，“国退民进”的大氛围让很多年轻人没能入海。 据当时人社部统计，1992年，有10万公务员入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职。 在那之后的十年里，公务员不受欢迎。

到2003年，“国进民退”的风向改变时，人们一夜之间发现，但体制内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2003年新官员入海时，创业门槛已经上升。 这些官员大多是1998年各地机构改革减员入海的，所以工作大多是高级兼职。 现在的创业门槛和十年前不一样。

南方周末记者公开报道称，十八大以来出海的十几个案例中，创业者寥寥无几，多为公司工作，从地域分布来看，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最多，达到7名。

最大的问题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旧游戏规则几乎被推翻，但由于新的还没有完全确立，多名官员在执行职务时感到困扰和为难。

和基础信息的表现更加困难了。 “以前是和基层工作的，必须通过人情往来来树立感情。 现在这条高压线在公对公地开会，传达命令，机械僵化。 ”。 杭州一位官员说，最后没办法，只有利用周末的时间，组织大家的aa制去玩，才能用这种方法和下面的人建立感情。

和上司的联系也不容易。 王婉婷所在的市属于贫困地区，她所属部门的经费和预算完全要自己去市省跑，求之不得。 现在不允许吃饭后，她又害怕了。 “现在跑也跑不动了，不知道去不去，我很困扰。”王婉婷说，如果你不跑，别人跑也还不知道。

浪潮越来越不明朗，公权力与个人的边界。 年，他拿起年薪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去玩，结果被举报了。 纪委给予了他警告处分。 理由在他看来相当牵强:你请的是假期，不是旅行假期。

对于大领导的独断专行，王斌平时经常抱怨，但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他反而不希望大领导出什么事。 “即使巡视组发现了我，我也一定只会给他唱赞歌，为什么呢？ 如果领导出了事，我们整个系统都会面临洗牌。 首先，工资待遇肯定会进一步削减。”

打开处置处方，接受采访的官员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规则二字。 一国年轻人蜂拥到公务员队伍，在很多人看来，证明了制度设计有问题。 王婉婷说:“如果证明市场活力不足，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更加宽松，那么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走出去。”

王婉婷有点高兴的是，年轻人对公务员的热情似乎有减退的迹象。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高中毕业人数达到727万人，去年未找到工作的今年大学就业人数突破810万人，被称为最难就业的一年的数字为699万人，但与此相对应，今年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减少了36万—。 —； 从去年的292.45万人下降到今年的256.36万人。

另外，公务员计划招募人数也有所减少，从去年的11.72万人下降到了今年的10.18万人。 专家表示，“报告双降”是多年来“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回归正常状态，也是近两年中央改革成效的释放。

“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苏贪使公务员的职业恢复正常，推出有特殊期待的人，推进改革。 ”。 接近上层的部委的人说。

另一方面，为了稳定体制内优秀公务员，中央正在制定新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 据报道，本轮公务员工资改革的要点是调整工资结构，处理失衡问题，再次规范地方津补贴，“下调、扩大、限额升值”再次凸显，受益最大的是基层公务员。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许多官员都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确实没有往年多，但是他们说，公务员的退潮过程并不迅速，几年后可能就会看到。

在“这场运动是否一阵风是关键”浪潮中，给出的处方包括将公务员人数减半，对公务员确立确定的考核指标，以及如何体现公务员的价值感。 “价值感，这是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腐败问题。 这个不处理，腐败问题也处理不了。 ”

(应回答者要求，文章中除李飞外，其他公务员均为假名)

(南都网)